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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纲领性文件上海做科创中心还缺什么

发布时间:2021-01-25 15:23:29 阅读: 来源:搪玻璃反应釜厂家

有了纲领性文件 上海做科创中心还缺什么?

在更大的格局上,科创中心如何与自贸区联动,服务创新驱动和全面开放的大战略;上海如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科技创新领域担当“排头兵”,也成为下一步有关科创中心的实施细则中需要具体谋划的问题。

随着《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的发布,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有了“行动纲领”。以自贸区 、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区域为主载体,上海科创中心方案对标国际,瞄准全球影响力,是继自贸区之后又一个中央点题,上海操作的大战略。  在更大的格局上,科创中心如何与自贸区联动,服务创新驱动和全面开放的大战略;上海如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科技创新领域担当“排头兵”,也成为下一步有关科创中心的实施细则中需要具体谋划的问题。

5月26日晚,上海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文共22条。  随着意见的发布,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有了“行动纲领”。以自贸区、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双自”区域为主载体,上海科创中心方案对标国际,瞄准全球影响力,是继自贸区之后又一个中央点题,上海操作的大战略。  从民间来说,从金融城陆家嘴到活力迸发的张江园区,上海科创中心方案都是最近大热的话题,尤其是其中关于人才的部分。海外人才技术移民、在沪外国留学生直接留沪就业、拿到风险投资的创业团队直接给户口等政策在未来都将成为现实。  “上海过去很少有以企业需求、人才需求作为第一考虑的文件,这个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张江平台研究院院长陈炜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但“方案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对于领军企业的培育、审批型政府如何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等等。”  而在更大的格局上,科创中心如何与自贸区联动,服务创新驱动和全面开放的大战略;上海如何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在科技创新领域担当“排头兵”,也成为下一步有关科创中心的实施细则中需要具体谋划的问题。  没有领军企业怎么办?上海要做全体冠军  “上海力争做全体冠军,其他地方可能会有单项冠军,比如北京中关村是互联网+经济,深圳是民营经济创新创业,杭州则有点像北京和深圳的综合,每个单项上海都有差距。但是上海的综合优势、团体总分会高一点。”  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学习平台沪江网2009年入驻张江,现在搬到了距离张江园区一站路的浦东软件园,创始人伏彩瑞在5月28日沪江网校六周年生日现场充满激情地说:“沪江不是任何的富二代,2009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和政府沟通,希望其重视创业者。”而当下,伏彩瑞和他的沪江可以说是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今年以来,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市长杨雄先后到访沪江,接踵而来的是这个城市几乎所有机关单位,现在每个星期都要接待全国各地中小学校长带队的考察团,员工工作时已经习惯了被围观。  这一方面体现了高层对于创新创业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上海对于培育“龙头”企业的急切。  上海卫邦机器人有限公司初创于深圳,目前在上海设有分公司。其董事长刘葆春认为,上海还是不适合初创公司。上海没有北京的五道口,也没有深圳的城中村。虽然看好就浦东、张江这边的创新地带,但企业生存成本太高,每个人的目标可能就是在上海买套房,这样的氛围不适合创新。  在他看来,深圳适于创业孵化,上海适于品牌推广,这是两个阶段。“上海名气很大,属于国际都市,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将功能性布局在上海,比如品牌推广,深圳在这方面欠缺一点。”他说。  陈炜也认为,与深圳、北京等地相比,在体制机制方面,上海可能有差距,但是上海的优势在于综合实力。  “上海力争做全体冠军,其他地方可能会有单项冠军,比如北京中关村是互联网经济,深圳是民营经济创新创业,杭州则有点像北京和深圳的综合,每个单项上海都有差距。但是上海的综合优势、团体总分会高一点。”他说。  目前上海的草根创业方面不如杭州、深圳,但是上海对有一定实力企业的二次创业吸引力很强。包括新希望集团 、万达集团 、支付宝等,他们二次创业的时候都选择将总部设在上海,利用上海的人才基础和枢纽地位以及大市场优势进行转型。  上海的决策部门也意识到,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上海既有明显的优势,也有明显的短处。比如,创新成果不少,但是产业化不够;推动重大项目的成果显著,但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不足。  在一些领域,上海虽无BAT公司这样的参天大树,但团体总分较高,第一梯队的企业也不少,比如互联网金融下的第三方支付,上海有快钱、银联等,整体的量也占全国比重很高。而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上海亦有明显的产业优势。  科创中心意见也提出,要重点推进民用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机、大飞机、北斗导航、高端处理器芯片、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等一批重大产业创新战略项目建设,这些都有赖于上海现有的产业和科研基础。  新兴企业缺乏资源?审批型政府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审批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市级层面已经体现了,但是区县和开发区,创新区怎么向服务转型,特别是区县这一级可能还没有解决。”  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关村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关村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上海当时听到这个消息颇震动。”陈炜说。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工作时也对上海提出这样的要求。整一年后,以韩正任组长,杨雄、应勇任副组长的上海科创中心“一号课题”组拿出了这样一份方案。  相比于长期以来对大型国企、500强外企的关注,上海此次的方案充分“接地气”,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方面着墨更多。  陈炜认为,科创中心方案补足了对草根创业的关注,但对于领军企业还是没有提到,这也是上海目前的要紧问题。“龙头企业的缺少,还是体制机制上有问题,兄弟地区都很重视培育龙头企业,比如杭州有专门针对领军企业的政策,深圳和珠海也有重点企业目录。”他说。  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杜会军则认为,上海没有BAT,是因为这方面的产业不适合上海的土壤,高新技术行业可能会因为上海监管比较严格,成本太高,创新苗头被掐死在摇篮里。上海应制定一批“重点扶持”的行业或企业的名单,从中找一些好的公司全力培养,在创新方面做出自己的特色。  据陈炜调研,总部位于上海张江的一号店在北京、深圳和杭州,几乎是等同于阿里巴巴的待遇,但是在上海则不可能,一些要求较难得到满足。像人才问题,在北京像京东这样的企业每年都有相应的户口指标,而一号店十几年来在上海只拿到过个位数的引进人才的户口指标。  除了1号店,张江的盛大文学 、之江生物等创新企业中50%以上的高管是外来人才,能够落实上海户口的寥寥无几。一些人才外流到周边的杭州等地区,其中也有户籍政策的因素。  与上海传统企业相比,新兴企业缺乏资源。阿里巴巴在杭州,政府部门会主动上门服务和调研,去解决问题,中关村还会告诉企业,今年有什么政策,希望你们来落实。上海以前则没有这类机制。  “所以上海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服务这块,”陈炜说,“审批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市级层面已经体现了,但是区县和开发区,创新区怎么向服务转型,特别是区县这一级可能还没有解决。”  如何突破?仍待实施细则  在科创中心22条意见的基础上,下一步上海还将出台至少7个操作细则,涉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金融支持科创中心建设、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推动国企科技创新、加强财政科技投入统筹、人才服务管理政策等方面。  据悉,在科创中心22条意见的基础上,下一步上海还将出台至少7个操作细则,涉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金融支持科创中心建设、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推动国企科技创新、加强财政科技投入统筹、人才服务管理政策等方面。  根据此前多方讨论的内容,包括“先行先试科技服务企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扩大进项税抵扣,消除重复征税”,“企业取得符合条件的五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转让收入,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得省部级以上认证或发明专利的新产品取得的收入,在计算应缴税所得额时,减按90%计入收入总额”等改革举措并未直接列入《意见》,但参与讨论的人士认为,这些政策也未来也将有可能得以实施。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着力需要解决的科研成果转化问题,韩正此前也专门调研复旦、同济两所高校,与科研人员讨论这个问题。他在就《意见》作说明时也指出,“讲白了,就是不能总是把政府科研经费的‘钱’变成论文、研究报告的‘纸’,要加快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把研究成果的‘纸’变成可以生‘钱’的产品和服务。”  在此方面,武汉、北京此前都出台了专门性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共同特点是:明确支持放松科研成果的使用和管理,有针对性地赋予研发团队自出处置权;强调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收益的公平合理分享;最大限度地提高研发团队的获益比例;科技成果转让遵从市场定价。  专家认为,22条意见还是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尚待细则落实,比如产业化的综合支持体系,这个也是在区县政府层面,区县政府必须在财政、土地、人才等各方面都进行安排和服务。  陈炜则直言,分钱分物机制是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痛点,一些好的企业,在分钱分物的政府机制下更拿不到资源,差的企业反而能拿到。  韩正在答客问时也指出,“分钱分物、审批、监管,实际上在这一方面,我们改革的余地很大,政府通过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就可以释放很多的活力。”  因此,转变政府扶持资金的使用方式,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积极发展新型的市场化融资平台也是各地科技创新政策的聚焦点。  如深圳市从2014年开始每年从市科技研发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通过投资产业技术研发或成果转化项目,获得阶段性持有股权的方式,对企业予以有偿资助。杭州在打造以互联网产业为特色的未来科技城时,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平台合作机制,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技术保障体系,将入驻企业和项目的选择权交给经验丰富的天使投资人和已经获得成果的互联网创业者。  陈炜则建议,产业基金和其他政府的基金需要归拢整合。基金的设立、使用和管理不能部门化,部门也应当从分钱分物中解脱出来,应当把各类基金统一到一个平台上运作,同时撤并天女散花的相关红顶中介。  其次,在土地供应上,也需要运作机制的改革。应该由经济产业部门承担创新成果产业化空间支持的职责,帮助领军企业争取本土产业化所需的土地空间和降低房价地价的支持,而不能仅由规划土地部门去判断产业项目的用地面积和容积率。再次,各类创新、产业和人才激励政策的落实,也归并到一个平台上运作  “这一次户籍政策上有重大突破,但我认为其实没什么突破,还是要看实施细则,可能细则还是会有利于分钱分物,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创新。因为现在是各个部门权力、利益的部门化,强势政府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陈炜说。  刘葆春也认为,上海相比于其他地方,颁布的政策可能更全面一些,但是其实这些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做到的,“还是要看具体政策是如何落实的,实施细则更为重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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